[趣闻] 杨秀坤《在黄胄大师教诲下》连载7:东四六条的故事


  我在恩师的巨作前留影


  东四六条的故事



  1976年7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震幅波及天津、北京。我立刻想到黄胄先生,他可好?安全吗?我想应该邀请他到齐齐哈尔来,这里最安全,我可以去北京接他,接来后我可以给他安排一个起码的作画条件。当然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学画的好机会。于是我立即给黄胄先生写信,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等了几天,不见他的回信,这更使我对他放心不下,我又寄了一封。过了几天,我同时收到了黄胄先生的两封回信。在信中,他说他一家安好,地震后略有损失,在楼外搭了个棚子,还说在这个时候他不能离开北京,原因是家中无人照顾,二怕影响不好,还一再向我道谢。




  这一年,黄胄接受了为周恩来纪念馆作画的任务。此前已经退役脱下军装的黄胄被安置在轻工业部工作。临时大画室安排在东四六条。那是轻工业部的一间仓库,里面宽敞、很大,足有好几十平方米。在这间“画室”里,摆放着一张硕大的画案,一张大木板床,还有一个取暖的大火炉。我第一次去这个“画室”时逢初冬。我下了火车就径直来到东四六条。一进先生的画室即见墙上、地上、床上、桌椅上,还有画案上到处都是“猫”,黑的、白的、花的……他见我进来就说:“小杨,快来帮我收拾一下,这里太乱了。”我放下背包应声忙起来。不大一会儿,我把室内收拾好了,然后站在一旁看先生画猫。他画得那么纯熟、那么认真、那么津津有味,他在不停地画。我想,他画这些千姿百态的猫显然是在练笔,但又一想,他画猫是否与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关呢?天已过午,黄胄先生可能饿了,用手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木柜说:“那里边有烧饼,你把它拿出来,到火炉上烤烤咱俩吃。”我走到柜前,打开柜门,我看到了烧饼,当我伸手拿到时,才知道烧饼又凉又硬,我的心头不禁一颤。心想,这么大的画家竟然吃这样的东西,我没有把这烧饼拿到火炉上去烤,而是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些蛋糕,这就是那天我们的午饭。我们边吃边谈,谈生活,谈创作,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那一年,我接受出版社邀我创作连环画《国境线上》的任务,去北京之前画稿已完成,这时我把拿去的画稿给先生看,他看了之后问我:“你去过西双版纳吗?”我说没去过。先生又问:“那你这些画是编着画的”?我说是,他笑了笑说,编的还真挺好,如果能去植物园画画写生会更好,说完拿起笔写了一个介绍我去植物园写生的便签。先生的创作态度是严谨的,时刻注重写生,注重生活,难怪他的画画的那么生动,那么真切。


  第二次去这个画室正值黄胄先生创作一幅怀念周总理的作品,他正在打素描稿。这是一幅巨作。对于这样重大的题材,黄胄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毕竟搁笔十年了,手有些生疏。他连续画了二十余次画稿,为突出周恩来总理的形象,他画得很投入,很卖力气。最终定稿他是把总理置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广大群众围拢在总理身边,情绪激昂,总理举起右臂在指挥大家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画面把人民的好总理画得生动鲜明,可敬可亲,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无限怀念之情。这幅画最后定名为《鞠躬尽瘁为人民》。为完成这幅巨作,黄胄先生奋斗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由于室内寒冷,饮食不及时,营养不佳,加上没日没夜地作画,劳累过度,黄胄先生终于病倒了。第二年的四月,黄胄先生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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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其画作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

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他的现代山水画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

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