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闻] 丰子恺曾请弘一法师为寓所起名 称“缘缘堂”


  艺术大师丰子恺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40年了,这位让许多年轻人都感到陌生的名字,近年来却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他绘制的民国老教材,到各种以其漫画和随笔为主题的书籍,都被争相出版发行,受到读者的热捧,而由这些作品引发的关注与讨论,更是遍布海内外媒体。


  读者眼里的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文学、金石、书法无所不通,尤其是其作品流露出的浓浓的哲理和禅味,更是让人推崇不已。


  文人漫画的创始人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石门(今嘉兴桐乡石门镇),后进入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师从李叔同和夏丏尊两位教育大家。1921年,丰子恺去东京学习音乐和绘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梦二画集·春之卷》。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画家,专攻简笔漫画,在当时可谓自成一家,他的画构图技巧来自西方,但画趣却是东洋味。丰子恺觉得这些漫画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从竹久梦二作品中,丰子恺找到了日后从事美术创作的窍门和途径。


  回国后,丰子恺应夏丏尊之邀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教书,当时在此做教员的还有朱自清、朱光潜等人。上虞是有名的茶乡,他们教课之余,便到丰子恺的寓所“小杨柳屋”喝茶雅谈,说些逸闻趣事。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朱自清非常喜欢丰子恺的漫画,每看到佳作,便要求丰子恺再画一幅送他,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有一天,丰子恺等人照例在家闲谈,孩子们跑进跑出玩耍,丰子恺顺手为朱自清女儿画了一幅漫画。朱自清看了爱不释手,便请夏丏尊题字,夏丏尊当即在画上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后来朱自清将这幅画用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图。


  丰子恺的“小杨柳屋”聚会成为当时白马湖畔有名的文化沙龙,丰子恺据此创作了漫画《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画面上,木方桌上搁着一壶清茶和几只茶盏,天边只剩一弯新月,冷悬在高高卷起的竹帘边上,喝茶人早已散去。在画面阔大的留白处题有“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句,整幅画诗意弥漫,令人遐思。朱自清特别欣赏丰子恺这幅画作,将其推荐给《我们的七月》杂志发表,当时在上海的郑振铎见到此画十分喜欢,说这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1925年,郑振铎委托胡愈之向丰子恺约稿索画,当时郑振铎正主编《文学周报》,《文学周报》是上海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在文化界知名度颇高。此后,丰子恺的画作即在《文学周报》陆续发表,并被冠以“漫画”的题头,中国从此也有了“漫画”这个称呼。


  文人绘画是中国绘画的一大特色,丰子恺先生曾经说过:“西洋文化亦分业,画家有胸无点墨者,故其作品也多匠气,毫无风韵。中国画饶有风韵者,正为画家多兼文人之故。”丰子恺漫画是标准的文人漫画,他也是中国文人漫画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他的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半似写生,半似漫画,明白如话却又趣味盎然,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丰子恺自谓其漫画创作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三是描写社会相时代;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读过丰子恺画作的人都知道,的确如此。


  缘缘堂旧事


  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大转弯,由此折向东北,这就是有名的石门湾,丰子恺的家缘缘堂就坐落在石门湾附近。


  其实最初的缘缘堂是丰子恺在上海江湾永义里的一处临时寓所,当时他在沪上教书,恩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来上海住在他家里,丰子恺便请求法师为寓所起名。


  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在小纸条上写上许多他喜欢且能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结果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寓所就命名为“缘缘堂”。丰子恺请法师题字,装裱后挂在书房,此后丰子恺又迁居多处,但都将老师写的这个匾额随身携带,形影相随。


  1932年底,在外漂泊了十几年的丰子恺回到家乡石门湾,第二年春天,他用积攒的稿费在自家老屋后建造了一幢三开间坐北朝南的小楼,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缘缘堂。因为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所以又请马一浮先生重新题写。


  缘缘堂是丰子恺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高大、轩敞、明爽、雅洁、幽静,一家老小在此生活,互亲互爱,其乐融融。丰子恺在院里安装了秋千,还种上了各种花草树木,一到暑期孩子们放假归来,缘缘堂就变得格外热闹。在丰子恺女儿丰一吟记忆里,缘缘堂就是一个儿童乐园:“爸爸请人在院子里搭起架子,上面铺上一大片竹帘,院子就晒不到太阳了。我们一大群孩子在竹帘下玩耍,摘几张芭蕉叶子,铺在地上,往上面一躺,叶子凉爽爽的,透过竹帘的缝隙还能看到闪烁的蓝天。” 丰子恺也在文章中写道:“我真心地疼爱孩子: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


  丰子恺在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1935年,丰子恺与叶圣陶合作出版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编写内容,丰子恺书写并画插图。丰子恺很了解孩子的心理,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画的都是孩子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所以小孩都喜欢看,直到今天这套民国老课本依然畅销不衰。


  抗战爆发后,缘缘堂毁于战火,当时流亡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得悉消息后十分伤心,写了许多回忆文章,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这样写道:“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和孩子们最喜欢的家,更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多次作文描述,并且还把自己的文章以缘缘堂名义多次结集出版,譬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等等。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重返家乡,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凭吊缘缘堂。


  “猫伯伯”风波


  1949年后,丰子恺在上海工作,后来还相继担任了上海美协主席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1962年,《上海文学》向丰子恺约稿。与他联系的编辑是一位名叫罗洪的女作家,也是丰子恺的老熟人,抗战时期在桂林就熟识。两人多年不见,他们说到桂林的老糯米酒,谈起当年的人和事,相谈甚欢。两周后,丰子恺将《阿咪》一文便交给罗洪。


  丰子恺原来曾经写过《白象》一文,称赞一只名叫“白象”的猫,也写过一篇《贪污的猫》,这次的《阿咪》写的还是猫。丰子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猫名叫‘猫伯伯’。在我们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 后来丰子恺觉得这段文字在语气上不够连贯,于是便在《阿咪》清样上,于“称贼为‘贼伯伯’”句下又补加了“称皇帝为‘皇帝伯伯’”一句,但后来因版已排无法插入,故未在刊物上印出。


  《阿咪》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受到读者和媒体的好评,但丰子恺万万没有料到,这篇短文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内容便是针对丰子恺的随笔《阿咪》。随后,上海文艺界将《收获》杂志、电影《早春二月》和散文《阿咪》等列为重点批判对象。据《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披露,丰子恺文中的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借题发挥”,丰子恺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还解释说:“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 批判者发问:“丰子恺究竟要影射谁,不是很清楚了吗?”


  其实在江浙一带,“伯伯”之类的词真是寻常得很,这种语言习惯对于丰子恺这种老江南来说也是习惯成自然,我们在丰子恺的文字中就经常读到一些江南方言俚语,譬如用“白场”代场地,用“捉草”代割草等,另外他在给幼子的家书中还有这样的话:“家中一切平安,猫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难道这也是影射不成?


  但没人听你解释,丰子恺为此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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