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闻] 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26:削发为僧·心念起(组图)


  《赶火车的农民工》 史国良作品


  |削发为僧|



  导读


  人坚强如蒹葭,能扛过岁月大风大雨毅然不倒。人脆弱如蒹葭,一丝风浪有时就能轻易被击垮。环顾四周,熟悉的环境变了,巨大的文化差异,甚至连呼吸的空气都让人备感压抑。任谁,都趟不过这条叫做苦闷的河。或许,信仰的力量,它可以穿透逆境,穿透无明。


——钱晓杰


  ❖


  心念起


  在温哥华,我基本上可以靠卖画为生了,在华人圈中也有一定的声望,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好起来。其实不然,我仍然很苦闷,精神上很压抑。


  语言不通,文化隔膜,难于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之中;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生活负担重,有很大的生存压力。那时我经常回国,常往西藏跑,一是去体验生活,二是呼吸国内熟悉的空气,以排遣内心的不畅。



  ▲史国良


  我感觉自己还是不适于国外的生活,感到前途渺茫,但要真的回国定居,又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出去几年,没混出个样子,真是左右为难。不知不觉,我患了抑郁症,头脑中经常出现幻觉,干什么都没有兴趣。


  回北京时,我去了安定医院,医生给我开了阿米替林。这种药刚开始吃时,昏昏沉沉的,眼冒金星,吃了一段时间,渐渐适应了。但还是终日无情无绪,有时甚至觉得活着没意思,都想自杀。就这样一会儿回北京,一会儿飞回温哥华,毫无目的,在往返中既耗费精力也消耗了财力。总想什么时候飞机掉下去,一下子就解脱了。既然药物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便想在宗教中寻求精神的寄托。



  ▲我在作品前留影


  温哥华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我首先走进了天主教堂。教我英文的一个老太太,九十多岁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给我起了个名字叫Tony,我妻子叫May。我们经常去做弥撒,做祷告。周末在教会里,大家像兄弟姐妹一样,这种聚会使我感到了温暖。但逐渐我发现他们很偏激,说某个教堂是假的,某个宗教是假的,只有他们那个是真的,似乎上帝让他们给承包了,很不宽容。他们对佛教特别反感,而我曾是佛教的居士,对佛教一直有深厚的兴趣,这样便与人们渐行渐远了。


  此后,我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宗教团体,每周聚会,在一起读该教相关的书,讲故事,每人谈体会,然后一起吃一顿饭。最初觉得很亲切,后来发现这是个有钱和有闲之人的组织,他们吃喝不愁,聚到一起开会、讨论、闲聊,而我要为生存奔忙,不宜厕身其间。


  在天主教、基督教,还有其他的什么宗教之间转了一圈,我发现自己还是与佛教有缘。这段时间我读了星云大师的许多书,他宣扬人间佛教,我读了如醍醐灌顶。



  ▲星云大师倡导人间佛教


  最先感动我的是他的四句话:给人信心、给人欢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他认为佛教应该存在于社会人群之中,而不是自闭于深山。他特别关注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提出了“老二哲学”,劝世人不要争做老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烦恼。他说“佛法就是活法,活法就是佛法”等等。其实,星云大师讲的佛法是一种方便法门,就是生活哲学,人生哲学,读起来上口、用起来方便,很容易被人接受。他讲慈悲、包容、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以及人世间的真善美,这些道理我听起来很受用。



  ▲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在海外影响非常之大,不仅在华人世界中十分知名,就是西方人眼中,他也是当代佛教文化的代表人物。温哥华这个城市大约有三十万华人,其中三分之一信奉佛教,而且都是星云大师的信徒。读了星云大师的书后,我很想结识他,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于是,我经常到温哥华的佛光讲堂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参加一些法会。在诵经中、在佛乐中、在打坐的冥想中,我找到了一种慰藉。



  ▲参加慈善活动留影


  出家前,温哥华《明报》的记者丁果曾给我做了一篇访谈,我们谈了很多东西,谈了我的孤独、苦闷。他认为我是一位为艺术而殉道的人。我并没有和他谈我有出家的念头,可是他当时却预见到了我将来的道路,所以他以“我看到了大师的影子”为题,在《明报》上发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文中结尾他说:“如果史国良出家做和尚,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和《明报》的记者,也是大陆来的学者丁果先生长谈


  那时候我总想找人聊聊,于是便给在美国的老同学陈丹青打电话,挺晚了还在聊,有时通通信。他鼓励我多写信,别太压抑自己,要学会释放。


  不久星云大师来到温哥华,为佛光大学筹款。他听一位叫周澄的台湾画家提起我,说我热心于慈善事业,认为有缘分,就来找我,想让我参与他们的活动,做点儿事。




  ▲为佛光山美术馆捐赠我的作品


  我没想到大师会亲自上门到我家来,特别感动。他围着我转了一圈说:“史先生,从哪个角度看,您都像个和尚。”在当时的心境下,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我本来已有出家的念头,原是想入藏传佛教当喇嘛。在大陆时,我与很多喇嘛有交往;到了温哥华,也有喇嘛找我化缘,我也曾帮他们筹款,办画展为他们捐钱。星云大师对我说,以你的条件做喇嘛不适合,语言不通,会带来许多麻烦。他说如果真的有缘出家,还是入汉传佛教,做和尚。



  ▲当年见了星云大师就像见了神一样。那一天他说我像和尚,或许当时是他的幽默,没想到我却当真了。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却变成现实,真像冥冥中有什么力量在左右自己的命运。我不但成了和尚,他还成了我的师父。这是他来我家后,我为他画了一张像——《祈祷和平》,送给他。



  ▲大师旁边是刘玉梅


  多年来,我就总觉得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将我与佛教拉到一起。在敦煌,在温哥华,发生了一些事,自己从理性上无法解说清楚,而将其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超现实的力量,于是在精神上越来越向佛教靠拢。现在,我所崇拜的星云大师来到我的身边,我感觉这就是师父来了,我的缘分到了。



  ▲在洛阳龙门石窟


  星云大师没有撺掇我出家,他反复跟我说,不要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出家之前一定要把各种事情处理好,而且一定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他问我:“你的太太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大师给我时间让我思前想后认真考虑,确实决定好了,并且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再去找他。我也听人说起过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大丈夫之事,很多人有勇气自杀,但没有勇气出家。可当时我决心已定,谁也阻拦不住我走进佛教的世界。


  佛教产生于印度,发展在中国。如果没有佛教,我们中国的文化史、哲学史、艺术史都将大幅度地改写。长期以来我欣赏佛教,欣赏它所蕴涵的无穷的智慧,欣赏它所创造出的感人至深的艺术。其实,在我出家之前,很大程度上,我是将佛教看作了审美的对象。它那深邃的佛堂,那鸣响的法器,那低吟的诵经声,甚至那临风吹动的佛袍,都是我十分神往的。但如果仅停留在欣赏这一层次,仅把它视为审美和艺术创作的对象,还是不可能迈进佛门的。我出家是把佛教当做自己精神的归宿,看做安放自己苦闷心灵的殿堂。



  ▲与藏传佛教喇嘛在一起


  我精神抑郁,心理状态很长时间不太好,吃药控制,大概是药物的作用,我对许多事情都没有兴趣,而且与妻子之间也出现了麻烦。那时我天天喝酒,当地卖一种人参白兰地,是从中国进口的,我每天喝一瓶。喝完了,晚上我就发酒疯,抱着我儿子哭,儿子连声说:“爸爸别这样!爸爸别这样!”喝了酒,出现幻觉,行为也变得古怪,我曾抓过一张纸,给陈丹青写信:“陈丹青,老同学,真想你啊!”就写了这么几个字,一张白纸几乎是空着的就给他寄去了。那时,陈丹青在纽约,我一空闲就给他打电话,几次都想把要出家的事和他说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怕他们不理解。现在回过头来想,他如果知道了会怎样劝我呢?若给我一些理性的建议,也可能我不会走出这一步……



  ▲与朋友合影


  那天又和丹青通电话,他说怎么寄来几张白纸?我一时无语。他说:“其实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离开了熟悉的文化和环境,都不适应。”让我多写信,不要太压抑自己……那些日子我尽想早点死,以及怎么死法。反正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还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妻子一看,吓得就哭起来了……



  ▲史国良


  就在这时,星云大师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不了解我的精神状态,更不知道我家庭一团糟的情况。我不想告诉他这些,如果他知道了,肯定会阻止我出家的。我觉得他的到来,印证了我和佛有缘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决定出家了。(待续)


  因为要出家,我向妻子提出离婚……(请关注史国良《回望红尘》连载27:削发为僧 · 离红尘)



  《驱邪》 1994年 史国良作品



  史国良


  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作品《刻经》荣获第二十三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中国画僧的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源文来自:大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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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其画作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

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他的现代山水画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

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