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盘点那些颇具影响的天价真伪书画争议

  对于流传至今的古代书画而言,真伪是绕不过去的学术问题。从积累方面而言,对于书画的真伪通过切磋和辩论而体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对丰富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具有很大价值。历史上著名的真伪争辩事件,虽然鉴定家之间存在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而非经济利益之争或者派别之争。



  “兰亭论辩”


  1965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从书法到文章均为伪作。当时仅有江苏省博物馆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这篇“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双方各执其理,这就是著名的“兰亭论辩”。在郭沫若与高二适之后,随着晋代文物出土数量的增多,学术研究也不断深入,人们对于《兰亭序》的真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第二轮的论辩高潮始于1977年,终于1981年,短短4年间的论辩,收录于苏州大学出版社的《兰亭论集》中。在这样的形势下,“兰亭学”的概念被学者提出,并被扩充到了广泛的研究中去。时至今日,“兰亭论辩”不仅给人们留下《兰亭序》真伪的探讨,而且从学术的角度,让更多人更好地认识《兰亭序》,了解中国书法史。



  《雪竹图》之争


  《雪竹图》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原为近现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不过,正是这件作品,引发了被誉为鉴定界“南谢北徐” 的争议。谢稚柳鉴定后认为,《雪竹图》出自五代南唐画家徐熙之手;而徐邦达鉴定后认为,《雪竹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以到元明之间;因此不会是徐熙或徐派画作。


  二人的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3篇学术文章中:谢稚柳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徐邦达在1983年第2期《艺与美》上发表了《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谢稚柳1986年在香港看到徐文后,撰写了《再论徐熙落墨花——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二人的分歧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落墨”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作品使用绢本尺幅来断定时代。


  谢稚柳与徐邦达是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闻名遐迩的鉴定家,为我国古书画的鉴定和收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位鉴定家尽管存在着矛盾,但主要是学术之争,以其深厚的修养和学识,为书画鉴定留下宝贵的经验。



  “华夏第一拍卖案”


  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一桩著名的拍卖案——关于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真伪之争。此案引起国内外书画界、收藏界、拍卖行业和众多书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号称“华夏第一拍卖案”。


  1995年,在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举办的秋季书画拍卖会上,浙江绍兴中澳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以110万元拍下了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这张画上右侧有谢稚柳的题跋,左侧有徐邦达的题跋,被认定为真迹。谢稚柳凭着和张大千几十年的交往,确信此画为真品,并出具了亲笔鉴定书:“确定此图为真迹无疑。”但作品成交后,存疑的王定林到北京找到徐邦达,徐邦达认为作品上的题跋属于书画作伪中典型的移花接木,该作为摹本。


  王定林于是要求拍卖方退画,遭到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拒绝,于是王定林先后向杭州市、浙江省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此案持续了几年,在1998年谢稚柳去世以后,国家文物局11位专家接受委托,对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最终认定此画是伪作。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败诉,赔偿王定林总计127.5万元。



  《溪岸图》之辩


  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溪岸图》,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美国中国绘画史研究元老高居翰称《溪岸图》为赝品。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最终并未达成共识。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


  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各方均言之凿凿,真相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越发显得扑朔迷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



  《砥柱铭》疑团


  2010年6月,在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会上,《砥柱铭》卷以3.9亿元落槌,加上佣金4.368亿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


  不过,此后《海峡都市报》发表文章,称《砥柱铭》非黄庭坚真迹,而是明末后赝品。2010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主办《文史参考》发表《砥柱铭八大疑团》等一组文章,质疑《砥柱铭》卷为赝品。至此,有关《砥柱铭》真伪的议论便此起彼伏。


  台湾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傅申根据其35年来的研究成果,发表《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从文献资料、书法风格等多方面论证。尤其是通过《砥柱铭》是黄庭坚在被贬期间送给杨明叔的作品这一历史线索,加上《砥柱铭》与当时作品的风格基本一致这几点证据,大致确定作品完成时间为1101年左右,肯定《砥柱铭》为黄庭坚真迹。


  真真假假苏轼《功甫帖》



  刘益谦携以822.9万美元成交的《功甫帖》来京求证的照片



  “轼”字比较(左为苏轼其他贴本中“轼”,右为《功甫帖》中“轼”)


  在2013年的纽约亚洲艺术周上,由纽约苏富比推出的一幅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奉别功甫奉议”九字的书法,经过6位电话委托者的激烈角逐后,被上海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得。


  正当买家刘益谦准备将其陈列到自己的龙美术馆之时,2013年底,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在《新民晚报》刊文指出:《功甫帖》系晚清有人用“双钩廓填”之法制作的伪品。而刘益谦在第二天就开始接受采访,并连发三篇声明。在声明中,他语句辛辣,或明或暗地指责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报料该事件的行为。


  《功甫帖》事件再次发酵,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对他们的看法进行论证。研究报告发表当日,刘益谦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终于可以知道这份学术报告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结论。同时,我也可以回到中立的态度,看苏富比接下来如何处理。”


  对此,苏富比先后两次表态,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首先表示,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在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的论文发表十多天后,苏富比宣称,经文博专家鉴定,确认《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墨迹真本。


  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现场展示了苏轼名迹《功甫帖》原件,力图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不过,对此仍有业内人士存疑,表示结论值得商榷,《功甫帖》真伪之辩并未画上句号。



  齐白石《松鹰图》


  2011年5月22日,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春拍现场,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8800万元起拍,最终成交价达到了4.255亿元。这一成交价,不仅刷新了齐白石个人书画成交纪录,也刷新了此前由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2010年翰海秋拍,以1.71亿元成交)创下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全球成交纪录。


  知情人透露,《松柏高立图》之前是被美国旧金山的一位私人藏家收藏。2005年,他将其拿到国内拍卖,当时,刘益谦仅以500多万元人民币就拍得了这件作品。后来,刘益谦得知这幅画其实还配有一副篆书对联:“人生长寿 天下太平。”最终从藏家手中以1200多万元拍得。


  但在《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出天价的次日,资深艺术品评论员牟建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该拍品的真伪提出质疑。他认为此拍品中书法太拙劣,是“基仿”,中间那幅《松鹰图》为“中仿”,所以加到一块也到不了“中仿”。其他的资深专家对于此作也存疑:“齐白石同样题材的很多,但构图一样的没有。如果构图基本相同,一定是一真一假。”


  署名“阿特姐姐”的著名ID随后在自己微博里贴出了1958年第二期《中国画》杂志所刊登的齐白石《松鹰图》(由乐曼雍收藏,被称为“乐曼雍本”)。两幅画作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引发了更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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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其画作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

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他的现代山水画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

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