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潘公凯:我学画是“师心不师迹”


  三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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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公凯,1947年出生于浙江宁海,著名中国画家、美术理论家。1996年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上世纪80年代,潘公凯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界颇有影响。同时,其水墨作品尺幅巨大、气势磅礴,堪称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与典范。著作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等。


  1月11日,天一阁艺术书画院成立,潘公凯作为名誉院长出席了成立仪式。


  记者:潘院长,您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第一位担任过两所著名美术学院院长的人,如今担任老家宁波天一阁书画院名誉院长,体会是什么?


  潘公凯:天一阁是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它所收藏的古籍、碑帖以及园林为世人所熟知。它也是一个大图书馆,对保护文化遗产、传播知识、保留文脉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在天一阁成立这样一个艺术书画院,在艺术方面做一些拓展,很有意义。因为天一阁的功能在今天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比如古籍主要是作研究之用,现在的人如果想看,有电子版,也有新出版印刷的。天一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文脉的延续。


  宁波是一个文化之乡,历史上出过一大批的文化名人,这十分难得。人才辈出定有它的道理,说明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好,文化传承好,而天一阁,就是文化传承的象征。天一阁以藏书闻名,今天天一阁在做好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要对当代的文化活动作出一些鲜活的贡献,这对于进一步培养宁波城市的文化氛围,是一定会有很大作用的。以后,天一阁艺术书画院要与全国、世界潮流同步发展,加强学术交流,通过研究、展览对各种优秀的书画艺术进行推广和普及。


  记者:天一阁是藏书楼,这次展出的作品也是历代的珍贵藏品。说到书画的传统,您曾提出中西融合和坚守传统,两者会矛盾吗?契合点是什么?


  潘公凯:两者并不矛盾。这个涉及艺术家自己的选择———什么样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个人有不同的定位和艺术追求,不同的方向和艺术个性。我们不要去勉强寻找统一性,应该是多元的发展更好。


  看当年的那些大师,徐悲鸿、林风眠先生他们选择走“中西融合”的路,而齐白石、潘天寿、叶浅予则提倡从传统中挖掘资源,这两条线是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基本概括。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以“传统为核心,两端深入”的理念,是一个学术策略性的口号。不管是融合也好,坚持传统也好,都要有一个知识的储备,你在国际共同的知识平台中,想要坚持走传统的路,就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的文化,你连传统的路都走不好。反过来,对中国的传统也要有深入的了解,如果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中国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不论是对人才的培养,还是美术学院的教学研究,都是一个基础,要用两端深入的方法来加强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研究。


  现在的很多年轻艺术家非常强调标新立异,尽可能想出别人没有想过的招儿来,尽可能画出别人没有画过的东西,不想做东西方文化的研究,这是很多年轻人自觉不自觉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艺术的本质不是仅仅在于新,在于怪,而是要把握各个不同方面、各个因素之间尺度的平衡关系。


  记者:您曾经提出:西方文脉中艺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是“美”,而中国文脉中艺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审美”。怎么解读?


  潘公凯:在西方传统中,“美”一直作为客观可以研究的东西,是客体化的领域和对象化的观察方法,因此他们重视物质化的作品。而在中国则是主观的———“审美”,是一个主体化的领域和内心化的体验方法,重视过程化的体悟。“美学”一词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中国没有把“美”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习惯,而是强调在过程中去体验“审美”的愉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欣赏美的过程,感受美的意境、熏陶和感染力等。


  中国山水画特别强调“澄怀观道”,要去除大脑中的所有杂念,打坐静心,使心态非常澄明,或者说怀有童心地去看待山川万物和人世,此时就能够从中看出人生的道理和宇宙的韵律。


  西方人的美是具体的,技术性、数字化的,研究黄金比例多少才最好看,而中国人从来不研究这些,无论什么比例,没有确定的边界,只要心境换了,念头转变,就可以看出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您开始深入研习大写意花鸟画。为什么选择大写意?


  潘公凯:在我看来,画不画人物不是关键问题,如何接续传统才是关键。那从哪里开始接续呢?中国传统的绘画是有主线的,主线就是文人画系统。比如唐代以前是人物为主,宋代以后是山水为主,明代以后转变为花卉为主。文人画系统发展到20世纪民国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就是写意花卉。所以我要从写意花卉这里接起往下走。


  我对“写”和“意”分开解读,这是出于理论上的探讨,“写”是过程,“意”强调的是呈现的效果,就是通过“写”来表达这个“意”。无论是中国画还是西方画,其背后都有一种价值结构、文化结构。中西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外“写”的形式语言中都包含有独立的审美语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写”的问题,是通过毛笔在宣纸上的运动建构而呈现出来的,这个跟传统书法有关。“笔墨”是历史形成的复杂的东西,它是一种流通性的语言。“意”与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人的人格密不可分,尤其是到了文人画的后期,实际上它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理想。正是中国深厚的文化渊源决定了中国画是复杂因素的组合体。


  记者:您的水墨画很有抽象的意味,您在创作中践行自己的理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思考?


  潘公凯:抽象是西方的概念。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的笔墨传统中一直有抽象的因素,但是中国人从来不强调。


  中国画很早就不以具象的描绘事物作为主要目的。从东晋画家顾恺之开始,便将“神”与“形”区分开来,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到了明清晚期,文人画则要求把画家本人的“神”和“气”画出来。因此,此时的中国画进一步程式化、笔墨化,并且带有一定的抽象意味。中国没有“抽象”这个词,但有“意象”这个词,意象中有概括、抽取、强化的意思,与西方的抽象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笔墨作为一种独立的视觉表达语言,已经真正地建构起来了。


  三十多年来,我的绘画实践从早年临摹吴昌硕、任伯年、虚谷等近代大师,到摸索出一套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笔墨方式,创造出一种抽离传统的笔墨意象。父亲在创作中比较强调大结构、力量感和对秩序的把握,这些对我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我的大幅作品也是画得比较重,用墨比较多,强调力量感。这和我对中国画发展的理解有一定关系。20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家———黄宾虹、吴昌硕和我父亲等,都致力于将画面营造得更有力量,更雄浑,区别于明清孱弱的文人气,这是大家的共同趋向。


  记者:您的父亲潘天寿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家,父亲对您走上绘画这条路有哪些影响?


  潘公凯:我父亲比较民主,从不强求孩子学什么。其实,我走上绘画这条路,与父亲并无直接关系。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没有直接教我绘画,他就让我自己完全由着兴趣做事。


  从小到大,我都是文化课特别是理工科很优秀的标准好学生,所以父母亲对于我的学习是给予了充分自由的,学习上的事情从来不过问。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对科学产生很大的兴趣,在家里自己动手做收音机,可以收听很多电台。我还手工做过耳机、电表,在少年宫还做过竞速艇,我也做过观赏用的那种大型船模。


  父亲不只是一个画家,还是个教育家。他觉得学什么专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只有喜欢才能够学得好,所以他从来不去强迫我学什么东西:喜欢科技,就学科技去;觉得学画很好,那学画也可以。


  不过,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绘画兴趣小组。我在读的杭州四中的图画老师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为我在图画小组里面是画得最好的。我开始不愿去,但那个老师代我报了名,连5毛钱报名费也是他出的。我记得考试的时候是画一个瓦罐和瓷盘,里面再放一根葱。瓦罐本来就是酱油色,黑乎乎的,我画得特别狠,整张画画得很重:我当时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有点儿懂得画画要画得重,画得狠呀。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美院附中。我进浙江美院附中我父亲觉得也挺好,但在考上之前他没有动员我去考,也没有说服我一定要学画。当时的附中是苏式教育,父亲没有因为我上了附中就给我开小灶,我就按照学校的正常教育程序走。


  记者: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潘公凯:我父亲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对我的影响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具体的画技。我对他的画是“师心不师迹”。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顺其自然。小学的时候我在家里无论是习字临帖,还是刻图章,父亲指点过我,但是从没有过勉强甚至督促。我最初的艺术教育,虽说是从家里熏陶得来的,可也是不知不觉的。


  现在看来,父亲当时没教我画国画,对我而言,相当有好处。父亲不让我临他的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绘画风格过于强烈,临画会把孩子的绘画道路限制住。不去临潘天寿的画这件事本身,就是他教育理念的一个体现:有很多画家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学他。像中央美院每年有上万的孩子来考,考什么学什么,考哪张头像就学哪张头像;但是进了学校之后,就发现这些学生基本功不全面。而父亲是很不一样的,在几十年的教学当中,他不希望学生直接学他,因为他的个人面貌太鲜明,学生学了他以后很难跳脱出来,所以他在浙美当院长的时候请的国画系老师都是自身风格不很鲜明,但基本功很好的老先生。比如顾坤伯,他在浙美山水画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己的风格不突出,名气也不是很大,但是他教书教得特别好。父亲觉得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用因循一家的思路把学生的视野圈起来。他认为学习的道路应该是很正规很全面的,一个年龄段该学的各种东西都应该去学习。这种教育思想能避免基本功不全面的问题,为一个学生、一个画家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父亲全面均衡的教育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绘画创作道路。


  记者:您去年在中央美院的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很让人感慨,您谈到“大学精神”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批判和人文关怀。现在考艺术院校很热门,您觉得培养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潘公凯:人文关怀是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提倡的,艺术尤其应该这样。艺术格调来自于艺术家本人的修为,这可以看成是知识精英群体性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从艺术类学生的角度看,首要的是全面的人文修养,这一点无论对于学习哪个专业都是最重要的;其次,现在的教育环境已经很开放多元化了,每个人接受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很多,因此更应该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和生活进行认真的规划,不能盲目,得有主见,更不能为了考学而学习。艺术最重要的在于精神的提升,而绝非技艺的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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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