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大众传媒对书画艺术界的重要性

  国画山水轩讯 大众传媒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中介,它虽然不直接参与经营,但对艺术品价格作用巨大。所谓大众传媒,本身便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其形式包括印刷媒介(如报纸、杂志、图书、平面宣传品等)、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等)和新媒介(如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借由专业机构组织、运用复杂技术向不定量受众大面积传播信息,具有覆盖面广、导向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效率高等长处,其影响力之大,为个人或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及。


  大众传媒的优势,正好符合艺术品走向市场的需求。


  在艺术品市场,艺术品的价值经常体现为符号价值,买家判断艺术品价值不仅看重其客观物理属性,很多是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地位的主观理解。媒体的曝光最能吸引大众眼球,曝光度和传播面共同打造了艺术品的符号价值。像所有的奢侈品消费一样,艺术品消费者会从艺术品的符号价值中获得巨大荣誉感,艺术品或艺术家的知名度越大,其价值会越高,买家为符号价值付出的金钱就越多。这让大众传媒成为艺术品获取溢价的必由之路。


  知名度可以提升艺术品价格,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绘画市场为例,徐悲鸿和颜文樑同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但前者因为在民国时期便参与众多社会活动,且常与国家政治相关,新中国建立后还首任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所以在业内外都名气极响。而后者因为一生勤恳,社交活动极少,又无惊世之举,名气寥寥。与之对应,前者的最贵画作成交价近2亿7千万元,后者最贵的不过700余万元。同样,在“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中,身世坎坷的潘玉良知名度最高,画价自然最贵,其作品成交量、总成交额、最贵价格都居其他6位画家之首。


  究其原因,除了徐、潘两人自身的艺术成就外,媒体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笔者粗略统计,解放以来出版的关于徐悲鸿生平、思想及作品的图书已达100余部,以徐悲鸿为题目的报刊文章、硕博学位论文,多达900余篇。潘玉良在世时画作极少卖出,石楠的小说《画魂——张玉良传》于1983年发表后,经多家报刊转载,形成“潘玉良热”。之后的20余年里,该书先后出版10余种单行本,并有电影《画魂》、音乐连续剧《潘张玉良》等播映演出,潘玉良遂成大众关注的热点人物。


  当代画坛中画价名列前茅的吴冠中、陈逸飞等,同样与大众传媒关联密切。


  1979-1981年,吴冠中在美术界最权威的刊物《美术》上连续发表了大量激进观点,成为中国美术打破僵化的急先锋。2007年前后,他炮轰官办画院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吴冠中全集》,引发圈子内外的瞩目。陈逸飞的《双桥》于1984年由哈默赠给邓小平后登上联合国首日封,被海内外传为佳话。1990年代陈逸飞回国亲自涉足大众传媒,先后拍摄电影《海上旧梦》、《人约黄昏》、《逃亡上海》并屡获国际大奖,之后还创办了时尚杂志《青年视觉》、《东方视觉》、《逸飞视觉》丛书,以致声名远播。


  如今是大众传媒和市场联姻的时代,它们共同牵引着艺术品市场的视线。


  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对艺术品买家决策至关重要。它对艺术家及作品的报道、评介,能够迅速引起公众注意,甚至能影响公众的审美标准、鉴赏品位以及购藏时尚。同时,大众传媒反映公众的需求,为买卖双方创造了互动平台。在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可能通过信息加工,有意误导市场参与者。大众传媒和市场合谋能够导演出各式市场热点、亮点,从而给双方带来丰厚的广告效应和经济回报。


  利用眼球认同引起大众兴趣、制造娱乐偶像,可以使陌生面孔变得熟悉,也让大众媒体和艺术家实现双赢。资深媒体人詹皓述及艺术家迅速致富的一大捷径:将画册设计成超大开本、豪华装潢,再请名家题名、作序,然后大量印刷派送。办画展时请报刊记者做超大篇幅报道,拍电视专题片在黄金时间热播,结果可想而知,与水平差不多画家相比,其画价必然高出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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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其画作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

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他的现代山水画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

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