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六万多件古代书画家底是如何摸清的?

  ■刘传铭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部工作日记,包容了著录者八年不辍的勤勉与努力;这是一部“冷书”,会日久弥香,在未来的岁月中沁人心脾;这是一支烛光,能洞见斑斓绚丽的书画史;这是一声追问,不绝地追问牝牡骊黄、玉兮石兮的真象,追问真实……


  自有书画始,便有鉴藏。说鉴藏一道是中国绘画史、书法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当为不谬。


  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虽然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但,春秋时的“礼、乐、诗、书、御、射”“六艺”,仍不包括“绘事”。且不论晋唐,就是宋元,绘画与书法在大多数骚人雅士与达官显贵的眼中仍是遣兴之余事。那么鉴藏更是余事之余,不足为道。明清以降,情况终于有了较大改观,鉴藏渐成显学。鉴藏一道的学理化进程大体有赖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书画创作的繁荣;二、收藏的普世化;三是鉴藏著述的丰富和系统化。


  就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学科而言,汉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依然只能算是一个准备孕育期。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以前的相关著录虽然有一定数量,但大多是个别经验的、感性的,而且著录者的历史局限、地域偏见,往往使他们难以全面系统地做出判断。另外一个技术性原因是当时没有照相术,著录均无图片印证描述文字。内容方面也往往是记多于评、品多于鉴。时至今日对中国书画,尤其是对古代书画的真伪优劣做出生死判断仍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但是“鉴定学”就是要厘清出一个缜密的逻辑,整理出一个理性的方法论和本体论。至少对真伪问题不能听任“假作真时真亦假”,而必须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解答。“真”是鉴定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把社会史、工艺史、考古学、艺术批评史和美术史都凝聚在求“真”这一点上,鉴定学的社会价值才能最充分凸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收藏热的复兴与边缘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学术兴趣投向了“鉴藏”。其中1983年,由国家组织,谢稚柳任组长,启功任副组长,徐邦达、杨仁愷、刘九庵、傅熹年为专家,谢辰生为组织协调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立了。专家组的巡回鉴定工作历时八年,行程数万里,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121个市县、208个书画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收藏,共过目在案备查书画作品61596件(不包括数万件“一眼假”作品),对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代书画基本上摸清了家底。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史和书画鉴定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基础工程。此项工程的直接成果便是依据专家们的鉴定意见,嗣后由国家文物出版社编纂出版的24卷本《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从1990年着手编辑,到2000年年底成书,又耗时十年。如果补上自鉴定工作一开始便介入的记录和照相等前期技术工作,说这部书倾国家之力,费时十八年才完成的系统工程是历史之最一点也不为过。


  显而易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问世,以及稍后陆续出版的30卷本《中国绘画全集》和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都彰显了谢、启、徐、杨、刘、傅、谢七老的不世之功。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全国巡回鉴定工作的另一个设想,即是要借此培养一些青年专家,使此项工作后继有人,使老专家的治学精神和知识智慧得以传承。我们眼前这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的编纂者劳继雄,就是当年伴随恩师谢稚柳无一日间断地参与了“八年抗战”的亲历者。劳继雄温文儒雅、笃信好学,同时又嗜老茹新、勤勉努力,真是书画鉴定工作的不二人选。从1983年参与鉴定工作的第一天起,劳继雄便白天陪伴诸老看画评字,并详尽记录诸老的言论,晚上又于灯下整理成册。此等专注与认真,此等用心良苦,非常人所能为。时隔二十八年,劳君又将三百余万言笔记配图二千二百余幅,整理成书。其有心为学、用心之专,不仅终得以偿夙愿,而且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拾遗补缺,填补了一大块绝不应被遗忘的珍贵资料。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是一部完整的书,是专家组共同的智慧结晶。其实在鉴定过程中,由于学养有辕轾、见识有高低,对每一件作品见仁见智的争论是难免的。为了鉴定工作进程速度,必需求同存异。所以专家组有约定“凡是对作品真伪看法不一致的,在组内不作争论,而是把各自的意见分别作为附注发表在其他出版物上,供读者、研究者参考。”这样处理虽然有效率,但专家们各自的智慧色彩,以及他们争论时自然流露的意趣也必然流失了。而劳继雄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完整地、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实录》是《图目》深入解读和研究的必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录》不仅是《图目》的副产品,还是《图目》的珠椟装和剑匣配。


  由于鉴定学科的本质属性是艺术,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很难用一个实验科学的数据判断来作终极评判。不能像血缘关系那样用DNA的检测方法来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尤其是同时代人的高仿和代笔,加之同一位艺术家不同作品的水平参差不一,前后期的风格变化,使真伪之辨往往就成了一本扯不清的糊涂账。抛开那些纯属商业阴谋粗制滥造的“一眼假”,包括那些以学习为目的的“临古”和一些同时代高手的“抄袭”之作,几乎是和真迹同时出现的。可以这样说,书画的真伪纠缠是与生俱来的顽疾。


  鉴定大家的意见是重要的。但就系统理论的复杂性而言,任何权威的个人结论也只能接近真相,而非绝对真理。就某一件书画作品而言,真伪判断又必须是“绝对的”。由于《图目》卷帙浩繁,涉及的作品数量空前巨大,所以错误也在所难免。《图目》成书的十年,恰恰是中国书画收藏的“暴发期”,但是《图目》除了作为各大博物馆和收藏者备查的资料库之外,对《图目》的研究并未真正开始。其中原因之一是市风浮躁,学风萎顿,鉴定作为一门学术受到的重视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谢、启、徐、杨、刘、傅”诸公的道德文章重视不够。坊闻甚至有“南谢北徐”状若水火之门阀传闻。以为这些鉴定家会意气用事、独持偏见。上世纪八十年代,谢稚柳与徐邦达曾就徐熙“落墨”画法真伪论辩写过文章。谢、徐二人的孰是孰非且缓下结论,他们的“考定”和“目鉴”的理论基础却是共同的:不能认识历代的绘画,就不能认识一代的绘画,不能认识一代的绘画,就不能认识一人的绘画。这其中的硬指标是考定。即著录、材质、印章、款识等等。试问,如果同时代人作伪,我们大多便失去了这些硬指标的依据,除了向画家本人查对稽考外,我们只能更加着意于绘画本身的研究,更加需要通过知优劣来辨真伪。这不仅是鉴定一学的新课题,同时也是对收藏家的学问和眼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七人专家组”对全国书画鉴定的工作质量已经达得了一个空前的、难以企及的高度。共同的理论认知,正直的做人品格,丰厚的学养功底,认真的工作态度,使他们能法眼通神。但他们并非不争论,并非不能争论,不要争论。相反的是,有时激烈的争辩,恰恰是追求真理、追问真相的学术态度和方法。


  数年前,劳继雄和我谈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一书计划时,我们都共同认为,《实录》的生命,就是“实”。要如实地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们的意见一字不差地记录在案。求真不易,求实亦难。确实有人担心,这些幕后的学术之争会被衍化成市俗的人事纠缠?而争论中对某些经典的质疑也会被误认是对故宫、上博、辽博、南博等权威的贬损。这些顾虑无疑也会使《实录》问世步履艰辛。


  真实是最有力量和最有生命力的。然而面对中国古代书画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的更深一个层次角度看,真伪之辨又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取向。因为鉴定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把祖国的优秀文化继承下来。把文化遗产保护起来。如果一件作品够年代、质地好、技法精、意境深、趣味足,我们有何必要在究竟是不是某人这个问题上死嗑呢?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因撰写“黄胄传”而暂时住进了北京北外四号大院的黄胄府上。因此能常常见到与黄胄过从甚密的李可染。一天,可染来访时,收藏了得的黄胄取出一件徐渭款的花卉卷欣赏,两人黄说真李说假,黄说坏李说好,话题自然扯到了鉴赏和收藏上去了。一说不知真假何谈好坏;一说不辨好坏,枉谈真假……席间的争论当然不会有结果。有趣的是可染告别时提出要借手卷去看几天。黄胄一边包画一边反诘之,你说假,何必再看。可染笑而不答,携卷而归……这也许就是我和继雄近年来常常讨论的那个“模糊鉴定”的境界吧。


  以上内容转载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国画鉴定or国画名作

[理论] 中国画写生的当代意义

[理论] 邵大箴:童乃寿的中国画志在拓展与创新

[理论] 全国美展评选存在严重“圈地化”

[理论] 詹建俊:油画艺术创作 风格即人

张大千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都无所不通。

张大千(1899年5月10日-1983年4月2日)

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其画作浓厚的乡土气息,纯朴的农民意识和天真浪漫的童心,富有余味的诗意,是齐白石艺术的内在生命。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

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他的现代山水画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

黄宾虹(1865-1955),近现代画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