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张江舟谈《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创作六法与我


  ——张江舟谈《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张江舟 1961年出生,祖籍安徽定远。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助理、院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文化部美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文化部优秀专家,承担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创作。


  作品曾获“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铜奖”、“2004黄宾虹美术奖”、“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学术奖”、“第三届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最佳作品奖”等全国性奖项,并有作品参加“百年中国画展”、“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南京水墨传媒三年展”、第一、第二届“水墨本色——中国画作品邀请展”、“东方之韵——2003中国水墨展”等多项全国性学术展览。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现国家画院)、首都博物馆、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国宾馆、韩国中国文化中心、韩国竹圃美术馆等多家国内外机构收藏。


  1931年,随着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东北沦陷,华北吃紧,但国民党政府始终执行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众的抗议。1935年12月9日,6000余名北平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虽然游行示威队伍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但是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迅即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全国各地大中院校和各界人士纷纷行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推动下,以北平学生为主体的抗日爱国运动。在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我认为其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精神力量应该是作品创作的主题。”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国画家张江舟在谈到其所创作的《热血一二·九——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下简称《一二·九》)时如此表示。“这一主题对应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崇高的、波澜壮阔的。根据这个核心的审美定位,我从构图、造型、笔墨和色彩四大元素来突出主题,进行创作。”


  对称构图——纪念碑感的形成


  成稿中,张江舟选择将《一二·九》的画面构图设计成类似纪念碑式的对称构图,以强化“仪式感”,突出崇高的审美意象。在物象的选择上,石狮子与前门城楼在寓意强权政治的同时,也巧妙地突出了北平城的地域特点。


  “第三次草图审查过程中,有专家提出画面缺少学生运动的组织性。在这一方面,我画最后的草图时,把人物组合方式做了较大改动——将动态人物集中在画面左侧,中间部分放大了列队游行的学生队伍,突出了学生运动严密的组织性;同时,将前门楼从左侧人物背后移至中央,且放大至足够的尺寸,同时出现大面积的天空;城楼与人物之间的白色烟雾是在作品接近完成时加上的,一是使之成为画面的亮点,二是隐约地传达星火燎原之意,扣合主题;石狮子从原有位置上移20公分,意在加大威慑感,同时平衡了画面的构图。”这样的改动,使作品构图形式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构图产生的崇高感,使画面传达的精神性功能得到很大的开发。


  组合造型——激越、不屈的氛围


  《一二·九》在造型上采用写实水墨人物造型方法,画面的下半部主要由三组人物组成:中间为北平学生游行的队伍,右侧为爱国民主人士,左侧为军警镇压下的学生。显然,三组人物并非同一时空下的瞬间再现,而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人物的组合,此种艺术方式,不是真实场景的呈现,却加大了画面的精神容量。创作初始,张江舟就希望能在人物刻画方面营造出激越、义愤、不屈的整体氛围,同时尽可能地突出人物的个性。


  为此,张江舟专门去找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帮忙,寻找理想的模特。在收集素材的过程中,他一共得到了二三十个青年热情而积极的配合。由他们的形象提炼出的人物各具风采——中间部分的三个女学生中,身着棉袍、布鞋者出身工农,性格坚强,信念坚定,身上颇有几分领袖色彩;右侧女生出身富贵,性格平和柔弱,置身游行队伍中,略有几分怯弱;左侧女生是个“小眼镜”,性格活泼热情,略有几分调皮——三位女生性格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意志和理想追求。


  笔墨色彩——加大密度,多层积染


  “草图确定以后,笔墨的运用是我最为用心之处。”张江舟明白,自己惯常的笔墨形态无法驾驭此类大型场面,其所对应的审美形态也与此画不甚相符——在以前的创作中,张江舟作品笔墨的水分比较大,追求用笔洒脱、俊逸的形态,但落实在这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处理上,笔墨与色彩也要进行调整,尽可能地使笔墨样式符合大型创作的需要。


  从成稿来看,《一二·九》的笔墨样式整体上较为平实,保留了用笔上的书写性和写意性;同时将线条的密度加大,使画面骨架十分结实,也为之后的加工修改留下创作空间,可以反复积染。


  “这幅画的许多部分积染遍数达到七八遍,是以往我的创作中不曾有过的方式。现在看来,笔墨方法的调整适合了这幅画的要求,它既保留了我个人的笔墨风格,同时又增强了厚重感,画面中大量扭动的线条使画面有了紧张感和运动感。”张江舟说。


  在加大线条密度,多层积染骨架的同时,张江舟在色彩上采用赭石膏和锡管装的赭石颜料配合使用,发挥了很好的效果:赭石膏细腻,不流笔痕,锡管装赭石颗粒粗,产生了宿墨感。


  “这幅作品,从草图到成稿历时约3年,是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一幅画。但作品的完成过程较为顺利,落墨用了约两周时间即完成大关系的铺排。之后,我又用了4个月的时间做局部调整。目前来看,基本达到自己设定的创作目标。”张江舟认为,下大力气投入创作,其意义不仅是完成了一张画,这个漫长的创作过程其实是对自身知识积累的梳理与整合,是对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方法原理的探索与深化。“它一再地验证了我对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基本认识,即情节、内容、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作为绘画语言的构图、造型、色彩、笔墨的精神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才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成熟之日。”


  “六法”与壮阔的精神气象


  这一基本认识,被张江舟概括为创作的“六法”:壮阔的精神气象、崇高的审美境界、深切的人文关怀、典型的地域特点、真实的情感再现、大胆的艺术追求。依照此“六法”,张江舟在描绘“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历史事件的同时,着力展现革命的壮阔精神气象,作为这件作品的精神主题。


  “自从接受创作任务开始,我的耳边常有对以中国画形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质疑之声,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中国画的艺术创作功能主要在审美、言情怡性,过多的思想负载只能削弱绘画的艺术性,使其流于说教;二是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有其自身的规律性,无法驾驭大场面、大主题的人物画创作,此类大型人物画创作是对中国画笔墨的悖反,只能使笔墨语言平庸化功利化。”


  但在张江舟看来,两种观点均是立足文人画的立场,以文人画的审美视角、文人画的笔墨标准为基本参照,两种观点共同折射的是对20世纪初以来,以徐悲鸿、蒋兆和为重要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审美功能、创作方法和笔墨形态的不解。因此,以宏大叙事为突出特点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此项工程在创作方法上对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自觉选择,是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弥漫的今天,在艺术创作中试图显现出的崇高壮美的审美追求,更使此次创作工程凸现急迫的艺术功能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文化意义。


  “中国绘画至明清,文人画一枝独秀,审美功能的无限扩大,成就了中国绘画以写意性为突出特点的历史高峰。然而,近代中国社会风起云涌,书斋不再宁静,‘华北之大,已安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清华大学学生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语)。以现实人生为题,以表现民族意志,倡扬民族精神为突出功能特点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兴起,顺应了时代对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渴望。近百年来,以写实水墨人物画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水墨画的巨大进步,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今,我更坚信此项创作工程将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而我的这幅作品也将是我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标志。”张江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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